近日，华为公司向英国当局提交标书，计划投资超过5亿人民币为伦敦地铁铺设手机网络。但“出乎意料”的是，英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了这一大礼。

海外市场可谓是华为公司的生命线，其75%的终端发货量由海外市场取得。但近年来，其频频在海外市场发力，亦频频受阻。

有许多人这样解读“华为困局”——外国政府戴着有色眼镜、西方排华势力捣鬼、华为遭遇海外“潜规则”……

华为，乃至中国公司在海外频频受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近年来华为在海外市场受阻记录。

时间

地点

受阻事件

原因

2008年2月

美国

收购3com的计划中止

美相关部门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心

2008年12月

澳大利亚

国家宽带工程竞标者（华为）可能带来中国间谍

澳大利亚官方媒体报道

2009年6月

美国、英国

华为将损害英国导弹防御预警系统

美国某军事杂志撰文

2009年9月

印度

限制外国设备，尤其是中国生产

担心安全问题

2010年5月

印度

禁止采购中国的电信设备

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心

2011年2月

美国

收购3Leaf公司被拒绝

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2011年2月

英国

送5亿元奥运大礼（手机网络）被拒绝

恐怖份子可以借其引爆炸弹

“安全”一道跨不过的门槛

如果仔细观察上表，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有关华为公司的负面新闻，都和“安全”有关。而在2009年时，英国情报部门的官员就曾认为华为公司与英国电信达成合作后，华为可通过操作这些设备来切断英国电力、食品和水供应等关键服务。

在华为海外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安全”这个关键词成了不少国家和企业指责华为的标签。而导致华为无法跨过“安全”门槛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谁在阻拦华为

美国参议员说华为是窃取美国机密的机构“西方排华势力”捣鬼？无需赘言，这是所有有关“谁在阻拦华为”的回答中，最常见的一种。比如“华为公司的奥运大礼被伦敦拒绝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不少伦敦主流精英人群的冷战思维”，以及“只要是来自中国的投资，美国政客都会拿着放大镜甚至哈哈镜观察”。

这样的解释说不通

1.对外资并购的审查，并非只针对中国

美国政府对外国企业设置的投资门槛较高，并非只针对中国，收购失败是常事。据统计，外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的成功率只有三分之一。

而诸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立法审查外资。法国政府甚至将家乐福等20家大公司列为特别保护企业，反对外国资本并购。

2.对外资并购的审查越来越严，也并非因为中国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颁布外资安全审查的首部法律，原因是一家日本公司试图收购拥有“敏感技术”的美国公司。

2006年，一家阿联酋公司并购了一家英国公司的业务，却拥有了一些美国港口的运营权。这令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大怒，认为政府在这一并购中没有尽职，危害到了国家安全。之后，更严厉的《外国投资与安全法案》出台。却反证了“安全”是外资并购的重要条件。

纵观国际惯例，很难看出有针对某个国家的“排斥”。安全才是大多数国家对于外资并购的共同要求，而华为在海外遇阻，也正是因为同一个原因，这其中并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国度之分。虽然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举动从作为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是阻碍民族企业正常进入北美市场，但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保障国家安全。即使是200万美金的一笔“迷你”收购，对方都抱以极为谨慎的态度审视。

华为为何“不安全”，因为华为不透明。

华为是全球前五名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唯一一家没有公开上市的公司，行事低调，略带神秘，这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外国监管机构的疑虑。

华为是中国发展最快、国际化程度最高，也是最神秘的私营企业之一，虽然坊间时有华为准备上市的消息，但始终没有实际行动。不上市，也就没有信息披露义务，华为仅仅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对外公布经营状况，高管很少与媒体接触，任正非、孙亚芳等核心成员几乎从未接受过专访。

华为的消极态度造成自身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新闻报道中被标签化，这对身处敏感行业的华为极为不利。其后果，自然是“订单拿不到、收购行不通”。

比如，在华为的“印度危机”中，印度政府的态度是“印度政府要求其‘产权明晰，并愿与印度政府分享情况’”，而华为亦在随后向印度政府提交了股东信息，缓解了危机状态。

再比如，澳大利亚一名官员曾说过“为了让澳大利亚民众满意，中国企业应该表现得更加开放透明，让民众了解它们是谁，企业的决策者又是谁，它们为何要进行投资。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他们对此知之甚少。”

华为规则

1.华为的“狼文化”在公司内部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压强文化”的代名词。而在美国，员工看中的是属于自己的权利，休息与工作严格分开。这也正是美国排斥中国公司的一个潜在因素。

2.过于强调原有的低成本优势（人力成本是欧洲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八分之一），但在其它国家的价值观中，这并非一种令人容易接受的宣传，比如外国公司常常将华为“唯一不同的就是价格”的广告当成是挑衅。

3.华为还经常被视为违反当地的市场游戏规则。华为在招聘美国员工时频频问及应聘者曾经供职公司的技术细节和研发流程，就曾引起过诸多不满。

4.华为公司拒不上市的理由之一，便是担心欧美等国的反海外腐败法律法规会制约华为在新兴市场的扩张速度，“华为是‘土狼文化’，一旦上市就会被欧美的法律法规捆住手脚。”

除此之外，英国人不接受华为的“5亿元大礼”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在民意调查中，有76%的英国人不愿意在地铁中建移动电话网络。无论民意正确与否，单从这点上就可得知，华为公司对海外市场的理解还有差距。

当然也有成功的，如无锡尚德的“走出去”无疑是成功的。它是首家在纽交所上市的中国民营企业，也是全球领先的太阳能光伏电池制造商。2006年初在美国上市，半年之后，尚德在8月份收购了日本的MSK公司，为其拓展海外业务打下了基础。

对于那次中国企业的集中出海，既有表面原因，又有深层原因。表面原因是政策性暂停，企业要发展，当然先选择海外。深层原因是国内资本市场上市申报程序有很大的主观性，讲究关系人脉，程序不透明，政策性风险很大，而海外资本市场和交易所对上市公司有明确的定位，相对透明合理，所以优秀的企业，宁可海外排队也不愿意在国内上市。短期内大量企业海外上市当然影响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但是长期看，只有解决国内资本市场的顽疾才会有更加市场化的发展。

结语：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机会

一、商业环境

商业环境是传统商业形式化的主要载体，市场形象体现着商品的应用属性和价值属性，是制造购买的重要手段。一个好的商业环境应该是对商品与需求的恰当诠释，是对购买的正确引导。

世界银行对全球181个国家、地区和城市以政治和制度环境、宏观经济稳定性、私人企业的政策、外来投资政策、融资和基础设施为衡量标准来进行商业环境评估。

2006年中国在全球175个经济体中的商业环境总排名是93位，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2010的最新排名中国已位居第41位，表明中国商业环境有惊人改善。商业环境改革力度方面，中国高居全球第四名、东亚地区第一名。改革商业环境有利于提高生产力，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规定给商业发展造成了束缚，如果进行改革，将使国家经济增长率至少提高2个百分点。全球商业环境得到改善。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仅中国、爱尔兰和挪威等少数经济体的去年第四季度FDI规模超过2007年均值。2010年第一季度外国直接投资预期好于上季，因全球商业环境改善和跨国公司高管对企业状况的乐观情绪上升，未来数月内外国直接投资应会继续受日益增长的世界经济推动而开始实现复苏。

各种数据证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开始稳步上升趋势。

二对外投资注意事项

1、商业创新

企业如何借力国家商业创新，一定要关注所进入国家的创新度

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的创新时代，那么进入21世纪后全球创新时代开始拉开序幕。现在，许多国家都把创新列为头等大计。从新加坡到芬兰、从智利到中国，全球各个国家都在致力于规划创新战略的新途径。它们制定前瞻性的教育和人才培养政策，大力投资大型项目，以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形式抢先获得新资产。

这种全球创新的新形势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对企业领导者又有何启示？

2、商业距离

全球扩张：不能忽视商业距离

许多公司常常高估国外市场的吸引力。国外市场潜在的市场规模令这些公司目眩，它们看不到拓展不同地域的新市场可能遇到的巨大困难。问题就出在这些公司的管理者在作国际投资决策时所依赖的分析工具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国家组合分析（CPA）。这种分析工具依据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水平、居民消费倾向等指标，重点考察该国的潜在市场，但忽视了拓展新市场时所要面临的成本与风险压力。

这些成本与风险大多数是由距离造成的。这里的距离，不仅仅是指地理距离，还包括其他方面的距离，它们将影响到国外市场的吸引力。从四个层面来考虑，距离可以分为四种：

1文化距离（进行全球拓展的公司的母国和目标国在宗教信仰、种族、社会规范和语言等方面的不同）；

2管理或政治距离（殖民地与殖民国的关系，共同货币和贸易协定等）；

3地理距离（两国的实际距离，目标国的面积、出海口或出河口以及地形状况、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等）；

4经济距离（两国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或财富状况差异，金融或其他资源在成本和质量上的差别等）。

你可以发现现有市场和潜在市场在哪些方面存在距离。不同类型的距离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行业的。如果仔细权衡距离因素，公司的战略选择将会有显著的变化。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时刻，人们对对外开放的战略乃至外资外贸工作进行反思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对外资的担心和对跨国公司作用的质疑以及相应的政策诉求，却倾向于被动防御，倾向于防范外来的经济冲击，而不是探讨如何扩大开放，如何更主动地和跨国公司合作竞争，如何更加充分地吸纳整合全球的资源。被动防御和主动整合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两种不同的战略。但是重要的是如何开放？主动整合应该成为对外开放战略的关键词，而不是被动的防御。

三商业风险

一项权威调查显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案例的成功率仅为两到三成。在国际生存环境变数较大的情势下，中国企业贸然并购国际知名品牌，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政治风险误解和偏见充斥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活动中。诸如，“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是中国政府的政治图谋”，“中国欲图控制他国自然资源”，“中国企业包括私营企业都与政府存在紧密联系”，等等，如此论调总是沸沸扬扬。

菲存在的最普遍问题是政治动乱、腐败泛滥、基础设施陈旧和法律体系进展缓慢。政治不稳定和在全国的许多地方持续的造反、叛乱，使政治和安全成为人们不在菲经商的例证。经济发展急需的各项改革仍在国会争论不休，旨在吸引私有资金的BOT计划只取得有限的成功。陈旧的基础设施，特别是电力系统，成为潜在的外国投资者关注的主要问题。

由于政治不稳定、恐怖主义和恶化的财政状况，以及叛乱、政府管理水平低、腐败和过度的国家管制等因素，加深了菲投资环境的负面影响，近年来菲外国直接投资水平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下滑。司法系统中经常性的投资争论和无法预期的投资规章变动也延迟了外资进入菲律宾。所有这些导致投资者取消对菲主要投资，转而投向亚太地区的中国、泰国和越南。2002年菲律宾吸收外资11亿美元，仅比前一年增长1亿美元。

政策风险我国现存的鼓励和支持本土企业海外并购的具体政策，数量还极为有限，且缺乏实际可操作性。我国目前尚没有关于海外并购的明确产业政策和产业指导规范，企业“走出去”普遍处于无序状态，一旦有变，失去政策保护，企业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

价值风险寻求买家的公司往往有一个共同点，即准备出售的部门都是亏损或者不赢利、非前沿领域、正在走下坡路的业务，某种程度上是急于甩掉的包袱。如彩电对汤姆逊来说是个负担；IBM早在2002年4月就宣布不再从事个人电脑制造；摩托罗拉天津芯片业务占其总销售额20％，利润却为零；罗孚汽车更是濒临倒闭。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经过对1998—2000年并购高峰中300个案例的分析发现，其中61％的购方公司一年后减少了股东收益，其赢利率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4.3％。因此，在决定收购前，必须对整个亏损风险进行精确的计算和价值评估，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资金风险跨国并购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然而目前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受限过多，资本市场与金融机构也不发达，有的甚至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比如作为国内企业“走出去”最大资金后盾的中国进出口银行，其自身的风险防范能力仍存在着隐忧。这就严重削弱了其风险防范工作的系统性和权威性。

汇率风险可能是中国企业目前最大的商业性风险。汇率水平提升一方面增强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实力，但同时也使企业以外币计价的海外子公司资产存量在以人民币计价的国内母公司账户上缩水。

管理风险中国本土企业与海外成熟企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企业文化鸿沟，如何吸收西方企业文化的积极方面，保留本土企业的文化优势，成为考验中国海外并购企业家智慧和能力的难题。而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思维差异则制约着管理层的交流。中国本土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又存在诸多缺陷，与海外成熟企业治理结构相比差距很大，管理上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海外上市数量和融资额持续增加，融资市场明显增多

市场分布方面，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地点明显增多。77家中国企业分别在香港主板、NASDAQ、纽约证券交易所等9个市场上市，2009年后增加了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韩国创业板、韩国交易所主板、凯利板、香港创业板五个市场。具体来看，香港主板成为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主要市场，共有52家企业选择在香港主板上市，合计融资248.35亿美元，分别占全年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总数的67.5%和融资总额的91.5%，并且海外融资额十强中的9家企业均在香港主板上市;NASDAQ则吸引了8家中国企业上市，融资14.79亿美元，分别占上市总数的10.4%和融资总额的5.5%;纽约证券交易所和新加坡主板各有5家中国企业上市，分别融资4.59亿美元和1.47亿美元。

行业分布方面，传统行业独占鳌头，上市企业数量和融资额均保持领先地位。全年共有54家传统行业企业海外上市，融资142.93亿美元，分别占上市总数的70.1%和融资总额的52.7%。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还处在青春期

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处在国际投资的初级阶段，中国企业为了扩大知名度、追逐更丰硕的利润，热衷于收购全球性知名品牌。但海外并购步履维艰，不如人意者十之八九。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空手而归，华为放弃马尼可，都是典型案例。怀揣着“世界梦”的中国企业正在经历一个充满激情与迷茫的青春期。只有当它们能够驾驭游戏规则的时候，才能成熟。

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是一个必由之路，没有什么可以挡住中国的发展！